社會是有時鐘的。

一些是顯性的，寫在條例里。比如6歲被準許進入小學，最低12歲應開始承擔刑事責任，18歲無論你是否準備好，你都將在法律意義上成為一名成年人。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一些是隱性的，寫在人們心里。比如28歲，是一名女性在婚戀及職場上所謂“最后的黃金期”；35歲，是職場里一條隱秘的“分割線”；40歲，一個人該有穩定的事業以及婚姻；60歲，就應該退休照顧孫輩。

社會時鐘是一個尺度，它用一種統一的規范丈量著每個人的生活節奏，錨定人們在不同階段應有的權利與義務。

但是作為具體的個體，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時間腳本。社會的時鐘無法框定個體的意志，在同一張表盤上，總有想要跳出刻度之外的人。

逆行者

24歲的羅子璇決定重啟高考藝考，就像分手已久的冷心戀人突然回頭。

那時她工作穩定，收入良好，上一次學習跳舞是兩年前的事，同期考生都比她小5歲以上，而畢業后她將近30歲，很可能找不到比現在更好的工作，但她還是決定“任性”一次。

62歲的李真在經歷一場疾病后，開始健身，并在社交平臺上記錄“62歲健身日記”； 27歲的李雷從疲憊不堪的研究生學習中逃離出來，休學來到新西蘭旅行打工；42歲的李娟辭去某房地產集團策劃部總經理的職位，成為一名獨立攝影師。

他們自稱“逆社會時鐘者”，反對“什么年齡就該做什么事情”，主張“在命運為你安排的屬于自己的時區里，一切都準時”。

王珂也是其中的一員。

從表面來看，王珂名校畢業、工作體面、薪水不錯，有一份漂亮的履歷，“但職業其實都是兩面的，一面是拼命留在紙面上的給別人的印象，另外一面就是你自己的感受，而我的自我感受非常糟糕。”

大學畢業后，王珂進入咨詢行業，這是一份在很多人看來非常體面的工作，但她感受到了一種巨大的落差。看似光鮮亮麗的企業之下，具體到個人卻可能在做一些無意義的雞零狗碎的工作，“比如反復調整Ppt的字體色號”。

29歲那年，王珂與即將結婚的男友分手，準備很久的專業考試沒有通過，母親遭遇車禍自己卻因工作太忙而無法照顧，事業依舊毫無起色。在巨大的幻滅和無意義感下，王珂大病一場。

病愈后，她決心擺脫這一切。2019年年底，王珂開始留學申請。2020年2月，她收到哈佛大學的錄取通知書。如今，她與在哈佛大學認識的同學一同創業。

這是一些會被精選置頂、廣泛轉載、在各類社交平臺獲得高贊的“逆時鐘故事”。讀者們通常會在閱讀他們的故事時被鼓舞，甚至在腦海中幻想屬于自己人生的另一種可能。

故事的B面

但故事的B面通常是這樣的。

“你家閨女現在在干嗎？”電梯里，有人問道。

“準備考研呢。”母親的語氣有些不自然。

張洋戴著口罩和鴨舌帽，垂頭站在角落里一言不發。

考研只是她搪塞父母的說辭，實際上，她現在什么都沒在干，“字面意義上的無所事事”。

大學畢業后，同學們或找到工作或繼續升學，最不濟也在積極考公或者考研二戰，只有張洋一個人回到家里，每天最重要的事情是看著窗外的兩顆柳樹發呆。

“如果我說我就是想休息一下，你會信嗎？”

從大三開始，張洋逐漸發現自己成為一個格格不入的人。朋友們的討論突然之間就從吃喝玩樂，轉變成了“準備去哪所學校讀研”或者“打算找什么樣的工作”，張洋在這樣的討論中總是沉默。

張洋常覺得自己在跑一場沒有盡頭的馬拉松。曾經，她以為“高考”是這場比賽的終點，但現在，目的地變成了“一份好工作”，而未來，或許還有“美滿的婚姻”“優秀的孩子”等各種標桿，這場比賽無法喘息，難以停下，稍不留神就會被后來者踢下跑道。

“但如果我主動退出跑道呢？”

畢業后，張洋打著“為夢想再拼一次”的旗號回到家里，堂而皇之地開啟了她的“休息計劃”。她裝模作樣地買了幾本考研書籍，實際上每天關著門在房間里發呆、讀書、看電影或者打電子游戲。

剛開始的確是快樂的。張洋把此前在大學期間積攢下來的想讀書目挨個兒讀完，買了一個新的游戲機，偶爾需要在父母查崗時假裝學習。

但很快，快樂消失了。

9月，開學季到來。朋友圈里突然被各種錄取通知書刷屏，原本的老同學們來到新學校讀研，曬著新朋友和新生活，而張洋已經一個星期沒有出門，床頭堆滿了零食袋和游戲卡。

張洋突然感覺自己被落下了。她覺得自己像是停在了一個真空的時間泡里，只能呆呆地看著其他人從自己身邊呼嘯而過。

朋友和親戚們詢問起她的近況，張洋無法實話實說，她發現自己既不屬于某個學校，也不屬于某個公司，成為了一個失去社會身份的邊緣人。

張洋感到一種強烈的羞恥感，覺得自己像一個失敗者，“但其實，我不過就是想休息一下，為什么我一定要馬不停蹄地找工作或者繼續讀書呢？為什么不能允許我作出第三種選擇？”

陳深與張洋有相似的困惑。

研二那年，陳深自作主張選擇了休學，原因是嚴重的抑郁癥和身體問題。

辦完休學手續的那天晚上，父親的情緒狀態異常差，他反問陳深：“為什么是你要休息？有的人生了重病也沒有休息，有的人天資很差也沒有休息，但是你為什么要去走這條路？我周圍從來沒有同事朋友的孩子休學，為什么只有你堅持不下來？”

陳深被父親的問話刺痛，覺得自己成了家族恥辱。

她從小便是“別人家的孩子”——聽話、懂事、成績優異。高考完，陳深在父親的安排下選擇了電子信息專業，未來的規劃是一路升學到博士最后成為一名高校教師，陳深接受了這樣的安排。

但大一下學期，問題出現了，陳深發現自己根本不適合也不喜歡這個專業，但是為了滿足父親的期待，陳深還是選擇堅持。大學四年，陳深幾乎放棄了社交，整天泡在圖書館里，才能勉力維持成績。

但到了研究生階段，原本靠努力換成績的路數走不通了。每周組會上，面對同門滔滔不絕的分享，陳深說不出一個字，時常被老師點名批評。同組的4個同學經常聚在一起討論學術問題，陳深聽不懂也插不上話，逐漸被同門疏遠。

在巨大的落差感下，原本在大學期間便長久積壓的抑郁情緒終于爆發。研一上半學期的期末考試周，陳深提不起力氣做任何事，在床上躺了整整一周，后來陳深被診斷出了抑郁癥。

休學的念頭就在這時產生。

當陳深向父母談起休學意愿后，他們回應道：“你現在休學可能會讓親戚朋友議論，你要再忍忍。而且你是我的女兒，你天資肯定很好，你不可以做這種事。”

經過一年的掙扎以及與父母反復的爭執，陳深自作主張向學校提出了休學申請。但她覺得自己的“逆行之路”也就到此而止了，一年后她仍然會選擇重歸正軌，繼續完成學業，因為她覺得“自己的休學使得父母感到丟臉，這也是一種不孝”。

陳深喜歡電影，高三，她還堅持在下晚自習后看兩小時的電影，但她從未想過從事相關工作，理由是“父母不會同意的”；她喜歡心理學，甚至想放棄自己的專業重新學習心理學，但前提是“沒有來自父母及外界的壓力”。

在采訪結束后，陳深語氣哽咽地補充了一段話：“我對父母的愧疚是社會強加給我的枷鎖，同時也是強加給父母的枷鎖。我希望這個社會不要用有色眼鏡來看待我們這群人。我們為什么要背負丟人的枷鎖？僅僅是因為我們想換一條道路，或者想停下來歇一歇嗎？為什么這會成為我們的一個恥辱？”

代價與現實

比起觀念的束縛，現實的壓力要來得更為殘酷一些。

休息9個月后，張洋開始感受到自己的“越軌”帶來的代價。

理所應當地“考研失敗”后，張洋開始尋找工作。理論上，張洋出身名校，在校期間成績不錯，也有過幾段大企業的實習經歷，但她發現簡歷上近一年的“空窗期”抵消了她所有的優勢。

“現在的企業宛如有處女情結的直男。”張洋說。錯過應屆生校招的她，只能和有豐富工作經驗的應聘者一同參與“社招”，而她顯然沒有任何優勢。

愿意給她機會的小公司，卻在面試時反復詢問同一個問題：“簡歷上為什么有這么長一段空窗期？”剛開始，張洋會努力為自己編幾個看起來好聽一些的理由，比如“專注考研，學習專業知識”或者“投身公益，積極參加社會實踐”，但對方大多撇撇嘴，不置可否。

后來，張洋被反復的質疑問煩了，直接自暴自棄說：“我就是不想一直這么卷，我想給自己放個假。”面試官沉默半晌，給了一個模棱兩可的回復：“現在的年輕人就是有態度。”接著便再無下文。

王珂也有相似的經歷。

在決定去哈佛讀研之前，王珂曾用兩年的時間為自己謀求新的職業道路，她投出了將近250封簡歷，面試過各種千奇百怪的公司，但最終的收獲寥寥無幾。“這個社會默認你得走直線，人沒有辦法走錯一步路，一旦人被某種力量推向一條錯的路，全世界的大門都可能閉上，因為你的下一步，永遠取決于上一步，一旦走差了，很難有人再給你機會。”

還有職場對女性的年齡歧視。王珂曾親耳聽到公司里的招聘者評價某位候選者：“這個人剛結婚，肯定是要過來生小孩的，不要。”這位招聘者也是女性。

那些跳出束縛的人，背后通常有充足的資金支持、沒有養家重擔卻有一群支持他們選擇的親友。他們有“勇敢的資本”。

但更多人可能像王磊一樣。王磊40歲，他也想辭職讀研，但他覺得這幾乎是一個不可能實現的夢想。

首先，最為現實的，經濟問題如何解決？作為一名背著房貸、有兩個孩子的已婚男性，王磊沒辦法拋下贍養家庭的責任，只為追求自己的夢想，“這太自私了”。

其次，讀完碩士之后呢？在短暫的逃避之后，現實的壓力還是會回歸。那時候，作為一名沒有什么資源的中年人，他又該如何重歸社會，找到一份合適的工作？

在王磊看來，這個社會對于年齡很苛刻，社會主流的審美觀“欣賞年輕美好，厭惡丑陋衰老”。王磊曾嘗試性地在各大招聘平臺投遞簡歷，但最終結果是，現階段的他只能擁有三類工作：需要遠離家庭的駐外工作、保險銷售以及催債人員，而這并不符合王磊對自己的期待。

“40歲的悲哀就是喪失了可能性。喪失了工作的可能性，喪失了生活的可能性。除了中彩票、撞大運之外，剩下的只能是一條道走到黑。是的，那個黑，就是我們常說的死亡。”王磊在個人主頁里在寫道。

理想世界

為什么“逆社會時鐘”會如此困難？“社會時鐘”又為什么會存在于我們的社會？我們應該選擇打破它嗎？又是否存在一個更為理想的社會模式？

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鄭作彧研究“時間社會學”，在他看來，“社會時鐘”的存在主要源于兩個核心的原因。其一是現代國家在以經濟發展為核心的目標導向下，人類生命變成了一種資源，而生命本質上就是一種時間過程，因而對每個人的生命時間進行統一管理，便成為重要的經濟發展要素。

其二，如何對有限物質資源進行適當分配是很重要的國家管理要務，而時間就成為了一個有效的篩選標準。比如“教育時間”就是一種典型的機制，它規定每個人在固定的時間完成相應的內容，然后在每個時間點用考試做分割，以此來對人力質量進行排序，“教育的理念本應讓學生能學會事情，但今天的教育進度不是按照學習成效，而是按照時間來推進的，然后再用時間當門檻，把有限時間內學不會的人給淘汰掉。這其實和教育理念相互矛盾。”

鄭作彧曾在德國讀書，在德國，大學之后便不再設有學習的時間限制，畢業的時間取決于你什么時候修夠相應的學分、學會所有的專業技能。他指出，這或許為消解“社會時鐘”提供了一個可借鑒的思路。

但中國的情況顯然更為復雜。鄭作彧認為，中國在短短40年間完成了歐美200多年的發展任務，這同時也導致不同世代的問題與觀念疊加在一起。比如在上一輩眼里，25歲是一個適婚年齡。但在現今的教育制度下，很多人走出校門時可能已超過25歲。但中國又是一個“家本位”的國家，父母對于孩子的人生有極大的話語權與決策權，這就導致年輕人既要面對他們自己的時代問題，又要面對上一輩強加給他們的任務，沖突與束縛便如此誕生。

而職場對于員工的年齡限制則是一種發展陷阱。鄭作彧指出，在改革開放初期，許多領域尚是空白的時候，很少有人會考慮年齡問題。但當一個領域發展到一定程度后，此時的既得利益者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就需要更為標準化的人力，而愿意順應社會時鐘的人，則相對而言會更為標準化。因此，當一個領域開始使用年齡做門檻時，也就意味著該領域會越來越被既得利益者所霸占，而這也恰是它陷入發展陷阱的開始。

那么我們究竟該如何打破這一切呢？

真正的答案或許有些悲觀。鄭作彧曾提出過一個觀點：“沒有人可以擁有時間。”意即“沒有一個人的時間是自己的功勞，一個人可以在什么時候做什么事情，必然是因為他背后有直接或間接的資源去支持他”。而一名“逆社會時鐘者”通常需要面對來自觀念與現實的多維壓力，這遠不是空喊幾個“勇敢做自己”的口號便能改變的事情。

但從長遠來看，答案又或許是樂觀的。鄭作彧很喜歡德國哲學家阿多諾的一句話：“唯有絕望才能拯救我們。”他指出，當我們這一代的多數人都覺得很難做自己時，我們會希望我們的下一輩能夠有更多的自主空間。而國家發展的平穩化，也使得世代與世代之間的距離拉寬，我們不再需要像從前一樣在濃縮的時間里同時解決幾代人的問題。因而當時間的輪轉把我們這一輩蛻變成“上一輩”時，我們或許可以創造出一個不一樣的社會。

（應受訪者要求，王珂、張洋、陳深、李雷為化名）

中青報·中青網見習記者 裴思童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