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廉 萍（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編審）

【資料圖】

揚之水的金銀器研究，始于對明代小說《金瓶梅》中諸多名物的好奇。她曾說：“《金瓶梅詞話》里的金銀首飾，可以說是《金瓶梅》研究的小中之小。但它卻是我名物研究的入口，當年寫給遇安師（孫機先生）的第一封信，就是請教關于（見圖一）髻的問題。”“我的關注點差不多集中在物質文化史中的最小單位，即一器一物的發展演變史，而從如此眾多的‘小史’中一點一點求精細，用不厭其多的例證慢慢豐富發展過程中的細節。”

圖一

通讀《全宋詩》后，揚之水進入更廣博的名物世界。2003年發表《明代頭面》后，20年間又陸續發表《湖南宋元窖藏金銀器叢考》《王士琦墓出土金銀器的樣式與工藝》《“繁華到底”：明藩王墓出土金銀首飾叢考》《四時花信展盡黃金縷：兩宋金銀器類型、名稱與造型、紋飾的詩意解讀》《雙鬢風嫋蓮花：蘄春羅州城遺址南宋金器窖藏觀摩記》《“小杭州”里的繁華光影：永嘉窖藏銀器觀摩記》《元呂師孟夫婦墓出土金銀器細讀》《無錫博物院觀摩記》《物中看畫：重讀〈春游晚歸圖〉》等專題文章，出版《奢華之色：宋元明金銀器研究》《中國古代金銀首飾》《物色：金瓶梅讀“物”記》等圖書。足跡從北到南，視野上溯先秦下及明清，一器一物的細節審視與研究心得，終于點點滴滴匯聚起《中國金銀器》的龐大時空版圖。揚之水亦稱：“它是我此生最費心力的一部書。”

銀金花大盤(盤心)?

赤峰喀喇沁旗哈達溝窖藏

為物立傳，以器見史

什么是“名物”學？這個源自《周禮》、略顯陌生的詞匯，揚之水曾給過明確定義：“研究與典章制度風俗習慣有關的各種器物的名稱和用途。”所以，第一項任務便是“定名”，即用各種文獻、圖像材料，確定器物在歷史上的原有名稱；第二即“相知”，在定名的基礎上，溯源探流，確定器物時代，在當日社會生活和日常生活中的用途與功能，以及承載的社會文化信息等等。古文獻中名目紛繁，傳世與出土器物種類眾多，如何使它們一一準確對應？揚之水曾把這個過程比作“破案”：“所用的方法說來也很簡單，即文獻、實物、圖像三頭對案，讓失散的名和物重新聚攏，然后拼鑲起散落在歷史塵埃中的若干生活細節，而它們本來是相互依傍的真實存在。那么這也可以說是選擇一個角度進入歷史，而在一事一物之微中做一點點偵破工作。”

唐宋詩文中常見“春幡”“春勝”字樣，為釵頭懸系節令時物，或剪綵而成，或金銀制作，如溫庭筠《詠春幡》“碧煙隨刃落，蟬鬢覺春來……玉釵風不定，香步獨徘徊”，和凝《宮詞》“金釵斜戴宜春勝，萬歲千秋繞鬢紅”，牛嶠《菩薩蠻》“玉釵風動春幡急”，敦煌曲子詞“宮里玉釵長一尺，人人頭上戴春幡”，司馬光《春帖子詞·皇后閣》“寶勝金幡巧斗工，綵花臘燕飏和風”，蘇軾《和子由除夜元日省宿致齋三首》“朝回兩袖天香滿，頭上銀幡笑阿咸”……然而，很長時間內都不曾有實物與之對應。揚之水在觀摩定州靜志寺塔基地宮出土文物時，看到一枚不起眼的剪紙般銀鎏金鏤花小銀片，憑借多年知識積累，立即認出這就是上述詩人再三吟詠的“春幡”；同時認出同出另一枚金花銀勝，造型以及鏤空的底紋均與正倉院藏人勝布置于四角的疊勝相同，兩個方勝交錯相疊的四個角，上下各一只“金雞”，左右各一只“玉燕”，中心一頭“臥牛”，與新春節物一一相合，正是“春勝”。江蘇宜興北宋法藏寺塔基曾出土鏤花銀春幡一枚，正面打制“宜春耐夏”四字，背面墨書“符向二娘捨銀番聖一首”，“番聖”即幡勝，可作旁證。一件實物照片，勝過數行文字注釋。揚之水由此想到另一個特殊的例子，即西安隋李靜訓墓出土的一枝步搖花，花叢之上一根銀絲高高挑出一只采花蝶，蝴蝶下方懸綴一枚寬而長的銀幡，此外尚有細而窄的銀幡三枚系在花枝上。由脫落的殘件來看，細窄之銀幡原初當為四枚。此幡或亦春幡，大概因下葬之時為12月，距新春不遠之故。這為解讀這一珍貴文物提供了新視角和新思路。

步搖花?

甘肅涼州紅花村出土

再如喜歡“以文為詩”的韓愈，在《寄崔二十六立之》中極力鋪寫了自己贈崔的一只飲盞：“我有雙飲盞，其銀得朱提。黃金涂物象，雕鐫妙工倕。乃令千里鯨，么麼微螽斯。猶能爭明月，擺掉出渺彌。野草花葉細，不辨資菉葹。綿綿相糾結，狀似環城陴。四隅芙蓉樹，擢艷皆猗猗”。普通讀者讀到此處，大抵茫然，但如果有幾只形制紋飾相近的唐代銀盞擺在面前，每個字所描述的細節都將清晰可辨，歷歷目前。揚之水舉出了赤峰市喀喇沁旗哈達溝窖藏銀金花大盤盤心和白鶴美術館藏銀鎏金大盆盆心的摩竭戲珠圖案，說明“乃令千里鯨，么麼微螽斯。猶能爭明月，擺掉出渺彌”；舉出西安西北工業大學基建工地“李勉奉進”雙鯉紋銀盤內心纏枝卷草抱合而成的團花紋樣，說明“野草花葉細，不辨資菉葹。綿綿相糾結，狀似環城陴”；舉出山西繁峙縣金山鋪鄉上浪澗村窖藏“高駢進”金花銀酒海內壁四隅、陜西耀縣柳林背陰村出土金花銀蓋蓋面四隅四枚圖案化的折枝花卉紋飾，說明“四隅芙蓉樹，擢艷皆猗猗”。數物組合，韓家飲盞已經呼之欲出。詩心匠意，無所遁跡。

在全書“后敘”中，揚之水自道：“寫作之初，書名定為‘中國古代金銀器’。交稿時，出版社曾建議去掉‘古代’，添加一個‘史’字。先是同意，后思忖再三，以為此書實在不是‘史’的寫法。勉強看作‘史’，也是紀傳體，即為器物立傳，以‘器’見‘史’。那么索性刪除這個‘史’字，而使書名與內容更加相符。”作者謙遜，隱去“史”字，但紀傳體又何嘗不是“史”。一器一物倘得面目分明，整部歷史也就不言自明了。

看圖說話，溯源探流

近100萬字，4000余幅圖，是這套書的基本體量。海量文物高清細節圖，尤其為書增色，也使作者論述和讀者領會較前容易。揚之水拒絕稱這些圖片為“插圖”，她認為圖片與文字并重，二者一起擔負解釋功能，意義非“插圖”兩字所能涵蓋。

在一次采訪中，揚之水談道，追隨遇安師問學，即自“讀圖”始。“看圖說話”似乎不難，其實不易。“真正讀懂圖像，必須有對圖像之時代的思想觀念、社會風俗、典章制度等的深透了解，這一切，無不與對文獻的理解和把握密切相關。大膽假設必須以小心求證為根基，這里不但容不得臆想，更萬萬不可任意篡改據以立論的基本材料。總之，是要用可靠的證據說話，力避觀念先行。”

揚之水的論著，之前大都與孫機先生一樣，采用傳統手繪線圖，后來改用拍照代替。寫作這本書時，她給自己制定一個標準，就是書中列舉的器物，都是自己親眼見過，最好是拿在手上仔細觀察過的，所用圖片也都是自己選取角度所攝，盡量不從書上掃描。只從圖錄看照片，是不太敢說話的。她曾專程到南京市博物館觀摩文物，其中一件，圖錄說是金飾，展陳時平放于展柜中，看不到背面，無由得知此物整體構造如何。在《中國古代金銀首飾》一書里曾判斷它是珠子箍上的飾件，而且正好有一幅容像，女子所戴珠子箍裝飾與它相同，即雙龍戲珠。這次接觸實物，翻到背面一看，發現有一個扁管，應該是用作安設簪腳；雙龍戲珠的一顆琥珀，上面有個小孔兒，可知原初為佩件，后來改裝成這個樣子。如果看不到背面，就很難知道它的真實面目。還有一次她到常州博物館觀摩，意外發現“中興復古”香餅背面有模印雙龍，證實了此前的推斷，“此物出自禁苑，更覺沒有疑義”。“多角度觀察，對器物研究非常重要。”揚之水認為，有了這個前提，才可以進入對“物”的描述與定名。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金玉”并稱，向來用作珍貴之詞，但“相對于玉器、書畫之雅，金銀器可以說是一俗到骨。它以它的俗，傳播時代風尚，而在社會生活中扮演被人貪戀和追逐的角色”。選擇如此大俗之物作為研究對象，研究書寫方式卻盡力避俗、避熟。揚之水不止一次告誡我，讀書寫作不跟風，不趨熱門，避朝市之顯學，于冷僻處自開一片新天地。憑借自己多年大量研讀經史、別集、詩詞、筆記、雜劇、小說等的深厚功力，多次前往各地博物館、展覽館、考古遺址觀摩文物的開闊視野，多方與同好切磋琢磨、轉益多師的開放態度，以及心無旁騖、專意沉潛的治學方式，以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物互證，她為大量器物和造型紋樣重新命名，并由此揭示設計意匠，還原再現相關歷史場景。常開新面，屢有斬獲，這是揚之水學術貢獻的獨特之處。

錯金銀銅當盧?

南昌海昏侯墓出土

本書內容同樣嚴于剪裁，別人已經研究過的，已有成熟結論的，書中便不再涉及，求出新意，不求茍全。在導言中，揚之水介紹“這是第一部囊括了器皿與首飾的中國古代金銀器通史”，是非常明確的學術史自我定位。她指出：“中國古代金銀器研究，是伴隨現代考古而生的一門新興學科。傳世文獻展示的金銀器史和出土文物呈現出來的金銀器史，是不一樣的。”“它不是窮盡式的資料匯編，不是用考古學的方法對器物分型、分式以劃分時代，而是以目驗實物為前提，從名物學入手，通過定名，以器物描述的方法展示工藝美術史與社會生活史中的金銀器。”隨后，作者厘清了關于古代設計的“法式”“樣式”概念，梳理了制作工藝和歷代紋樣，正文專注論述器皿、首飾等各個大類。

揚之水曾說：“寫文章的過程，便是做減法，便是刪汰枝蔓，‘直指本心’，前提是大量的材料已為自己所理解、所消化。”她還曾告誡我們：“‘古代’二字慎用，五千年都是古代，有多少物事是沿用五千年沒有任何變化的？”

即便學術文章，揚之水的語言風格也極為鮮明，自具面目。她的句子，大都可以一眼認出。極簡，精準，古雅，都是出自反復錘煉。比如每卷標題：“遠方圖物”“別樹鳥同聲”“自一家春色”“繁華到底”“曲終變奏”，用詩意語言對各個歷史時期金銀器不同發展風貌進行概括，都是精心結撰處。再比如，在描述何家村窖藏耳杯紋樣時，她寫道：“花臺上分別立著或一只或一對的鴛鴦和鴻雁，鴛鴦是倨傲的樣子，鴻雁是警覺的神情。”讀罷，幾乎大笑。我此前只以為或是工匠手藝不過關，钑鏤不出花鳥傳統表情，再沒想到可以用這兩個形容詞——然而極其準確傳神。這種他人從來未有之筆，是揚之水文字淘氣處。又如，寫“出自江西德安南宋咸淳十年周氏墓中的一枚銀菱花口碟……出土時碟里放了一方浸了胭脂的絲羅，上面還有纖纖玉指拈起它的使用痕跡”，是嘆惋處；寫晁補之“這一年詩人為妻子寫下的賀壽詞凡五闋……對花暢飲，滿斟‘金鍾’。‘金鍾’里的一雙，便是‘蟠桃新鏤’”，是別有會心處；寫“安徽安慶市棋盤山元范文虎夫婦墓出土金冠一頂……范文虎原為南宋殿前副都指揮使知安慶府，后降元”，則若有微諷隱憾。這些細微，都構成了作者文字的鮮明個性。

在“后敘”中，揚之水回顧了本書的結撰歷程，補充了若干正文未盡之意。“書中的器物描述，俱為親見所得，字字句句，皆如金銀匠一般曾經‘鐵錘兒不住敲’。杜詩‘欲語羞雷同’，更是下筆之際每常有的心態。”字字皆是甘苦自知之言，也正是前賢所謂“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本文圖片均選自《中國金銀器》）

《光明日報》（ 2022年08月13日?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