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慶利（珠海科技學院文學院教授）

班固論“文”的文字，既見于《漢書》等專書，又見于《離騷贊序》《兩都賦序》等文章。在《漢書》中，班固雖然還沒有專門列“文苑傳”，但從其《敘傳》可見，他為一些人物立傳，目的就在于文學的貢獻。同樣是為司馬相如作傳，而且班書之傳基本照抄遷史，甚至贊語亦近似，但其作意卻似同而有異。《史記·太史公自序》稱：“子虛之事，大人賦說，靡麗多夸，然其指風諫，歸于無為。作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漢書·敘傳》則說：“文艷用寡，子虛烏有，寓言淫麗，托風終始，見識博物，有可觀采，蔚為辭宗，賦頌之首。述《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史遷重在強調相如賦旨在諷諫并歸于無為，列其傳在《西南夷列傳》之后，因而其作意是為文學家立傳還是為政治家立傳才多有爭議。但班固卻非常明確，論其賦一是文艷寓言、托諷終始，二是見識博物、有可觀采，三是蔚為辭宗、賦頌之首，均從文學立論。正是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班固是自覺為文學家立傳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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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論“文”時，意識到了其所具有的價值和意義，并將之提到較高的位置，如說賦“斯事雖細，然先臣之舊式，國家之遺美，不可闕也”（《兩都賦序》）。雖沒有像曹丕那樣稱之為“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但視為“國家之遺美”也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在《漢書》中，他選錄了大量文獻，包括了詔令、奏疏、諫議、詩賦、書札等等當時所有文體。他也注意到了“文辭”之于作者文學地位的重要意義，記時人評價董仲舒、司馬相如、吾丘壽王、主父偃、朱買臣、嚴助、汲黯、終軍、嚴安、徐樂、司馬遷這些人士，具有共同的特點“辯知閎達，溢于文辭”（《東方朔傳》）“文辭并發”（《地理志》）；他論述屈原時，稱“其文弘博麗雅”“后世莫不斟酌其英華，則像其從容”（《離騷序》）；贊嘆司馬遷“有良史之材”時，很敬服于他寫《史記》時“善序事理”的敘事特征、“辨而不華”的思辨品質、“質而不俚”的語言風格、“不虛美，不隱惡”的史家本色。而在《漢書》傳記引述傳主文章時，班固有時也揣摩與評價文章的寫作特征與作者寫作心理，如《鄒陽傳》記載，鄒陽看到吳王劉濞有謀反跡象，因而奏《上吳王書》，班固說它采用了“先引秦為諭，因道胡、越、齊、趙、淮南之難，然后乃致其意”的手法，原因就在于“其事尚隱，惡指斥言”。

但是，班固論文最為關注的還是文章的政治作用與道德意義，始終堅守儒家的評價標準。儒家重德尚義，所謂“用德彰厥善”（《尚書·盤庚》）“敬德保民”（《尚書·酒誥》）。在孔子的理論體系中，仁、義、禮、知、信實際都首先是道德的因素，強調個人修養，在此基礎上要求用道德來治理國政，這樣才能得到民眾擁護而收到治理的效果：“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為政》）。儒家重文尚樂，主張“思無邪”，特別強調“興觀群怨”的社會作用。班固論“文”，首先堅持的也是“德”的標準，這有兩個突出表現，一是強調文學“補于世”的社會意義，二是維護“五經”的道德原則。

作為歷史著作，《漢書》收錄了不少時文，除了朝廷的詔書外，收錄最多的是朝臣的諫議文字。有的只是幾句諫詞，如《高帝紀》：“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諫曰：‘今漢有天下太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罷食盡，此天亡之時，不因其幾而遂取之，此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還有許多單篇諫議，如漢文帝“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賈誼上五百余字諫書（《食貨志》），漢武帝欲起上林苑東方朔直言以諫，賈山向漢文帝上《至言》借秦為諭“言治亂之道”以諫，等等。此外，其收錄的“上書”“對”“奏”“疏”等，亦多為“言得失”之作，考慮的是政治的意義。班固推重的是“揚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敘傳》）的儒家人生境界，《幽通賦》所說“復心弘道，惟賢圣兮”“舍生取誼，亦道用兮”。重視古圣先賢的榜樣力量，強調舍生取義的價值觀念，重視朝聞夕死的求道精神，是儒家的道義，也是他自己的心聲和追求。在《楚元王傳》贊中，班固明確說：“自孔子后，綴文之士眾矣，唯孟軻、孫（荀）況、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于世。”是否“有補于世”，正是班固在《漢書》中選錄、評論文章的重要標準。在《賈誼傳》“贊”中他說：“（賈誼）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于世事者著于傳”，《晁錯傳》“贊”稱“論其施行之語著于篇”，均為此意。目的正在于“懲惡勸善，觀風察俗”“可使夫雕蟲小技者，聞義而知徙”（劉知幾《史通·載文》）。

在論“文”時，班固首先看重的也是其諷諫意義。在《司馬相如傳》中，他同意司馬遷的判斷，直接稱《子虛賦》：“借此三人為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于節儉，因以風諫。”稱《難蜀父老檄》：“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為用，大臣亦以為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乃著書，借蜀父老為辭，而己詰難之，以風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皆知天子意。”他認為揚雄作《校獵賦》《長楊賦》《酒箴》“聊因筆墨之成文章”，目的都是為了諷諫（《揚雄傳》《游俠傳》）。在《匡張孔馬傳》中，他記述在成帝即位之時，匡衡上疏，稱其目的也是為了“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在《兩都賦序》中，他稱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枚皋、王褒、劉向等的“朝夕論思，日月獻納”，倪寬、孔臧、董仲舒、劉德、蕭望之等的“時時間作”，都是“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于后嗣，抑亦雅頌之亞也”，強調是儒家道義中核心的忠孝之義和諷喻之情。

“六經”之文，早有儆戒之義，《尚書》所謂“儆戒無虞”。《周易》“開物成務”“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的用意，《詩經》“式訛爾心，以畜萬邦”（《小雅·節南山》）“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大雅·蕩》）的囑告，《樂》自有“移風易俗”的作用，周公作禮以“戒慎乎其所未睹”“戒勿越”的目的，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的效果，都顯示出“六經”創制皆有“垂教”的本義。以儆后世，也是《漢書》寫作的重要目的之一，作者在《敘傳》中明確地標示出來。如：“亡德不報，爰存二代，宰相外戚，昭韙見戒，述《外戚恩澤侯表》第六。”“統微政缺，災眚屢發。永陳厥咎，戒在三七。鄴指丁、傅，略窺占術。述《谷永杜鄴傳》第五十五。”“彼何人斯，竊此富貴！營損高明，作戒后世。述《佞幸傳》第六十三。”這是史家的應有之義，也是對儒家傳統的秉持和弘大。

趙翼《廿二史札記》說漢初“每有大事，朝臣得援經義以折衷是非”，原因是“法制未備”。其實，不只如此，整個漢代都具有援經按斷這個特點，原因也還有“獨尊儒術”的政治需求和“折中于夫子”的主觀崇仰，所以“以明經為帝王師”者大有人在（參閱《廿二史札記·后漢書》“累世經學”條）。兩漢書所記，多有其證，《漢書》更是直接稱“緯《六經》，綴道綱”（《敘傳》）。班固在表達思想觀點的“贊”語中多處稱引儒家經典以為標準，評價傳主與史事。《漢書》100篇，有傳贊者99篇，贊引《易》《書》《詩》《禮》《春秋》《論語》《孟子》之語者，竟有35篇。而其中涉及孔子者達22篇，有的用《春秋》之事，更多的引《論語》之言，有的用一言、一事，有的則連引數語，《古今人表》中更是連續引孔子之語5條：“孔子曰：‘若圣與仁，則吾豈敢？’又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未知，焉得仁？’‘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因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又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既博采“經傳所稱”以“顯善昭惡，勸戒后人”，又以此為據排列等級次第。這在史書中是少見的。

強調諷諫之義也好，看重引經論事也罷，班固保持的是孔子的道德原則，是儒家的倫理立場。為何為歷史人物立傳？如何傳承歷史典則？班固恪守著孔子“述而不作”的原則。他稱贊其父班叔皮“唯圣人之道然后盡心焉”，說他：“仕不為祿，所如不合；學不為人，博而不俗；言不為華，述而不作。”稱贊之中，滿含著艷羨和尊奉。在《敘傳》中，他談到自己撰著《漢書》的原因，是由于《史記》“太初以后，闕而不錄”，所以才“探纂前記，輟輯所聞，以述《漢書》”。同樣是交代各篇寫作的動因，司馬遷《太史公自序》均稱“作”，如：“諸侯驕恣，吳首為亂，京師行誅，七國伏辜，天下翕然，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紀》第十一。”“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間，文辭粲如也。作儒林列傳第六十一。”而班固《敘傳》則均稱“述”，如：“孝景蒞政，諸侯方命，克伐七國，王室以定。匪怠匪荒，務在農桑，著于甲令，民用寧康。述《景紀》第五。”“抑抑仲舒，再相諸侯，身修國治，致仕縣車，下帷覃思，論道屬書，讜言訪對，為世純儒。述《董仲舒傳》第二十六。”一字之差，卻反映出兩者思想原則的不同，司馬遷體現的是漢代文人的創造意識，班固則反映的是漢代文士的守道精神。

班固以德論“文”，突出了文士的人格精神和文學的社會責任，強調了文士的道義觀念和文學的社會價值。但由于他執著甚至近乎執拗地“宗經矩圣”（《文心雕龍·史傳》），因而也使得他表現出的價值判斷具有矛盾性，評價屈原既稱“靈均納忠，終于沉身”（《后漢書·班彪傳》載班固“奏議東平王蒼”），又說他“露才揚己”，是“貶絜狂狷景行之士”；評價司馬遷既贊同其“合德”的觀念（《司馬相如傳》），又說他“是非頗繆于圣人”（《司馬遷傳》）。這些方面，直接影響到了劉勰的文學評價，也成為中國古代文論的主流觀點之一。

《光明日報》（ 2023年05月22日?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