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陸啟宏（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一

【資料圖】

從1303年至1860年，全球普遍出現了溫度下降和冰川擴展的現象，中世紀暖期結束，這段時期在學術界被稱為“小冰期”。歐洲天氣變冷的主要原因是太陽能量的減少，而太陽能量減少的原因則在于太陽黑子數量減少以及火山頻繁爆發。太陽黑子稀少，表明地球接收到的太陽能劇減；火山爆發后，大量灰燼被送入平流層，形成“塵幕”，并將太陽光線折射進入太空，致使全球范圍的太陽輻射減少，如此一來就降低了地球的溫度。此外，北大西洋濤動的負模式和北大西洋的阻塞高壓也造成歐洲氣溫下降。

根據學者的研究，近代早期德意志的天氣普遍寒冷，平均氣溫比平常時期低1攝氏度左右，尤其是在16世紀后期17世紀初期和17世紀后期18世紀初期。例如，1600—1601年，德意志冬天的氣溫比平常時期低5.5攝氏度；德意志中部的一名士兵在1640年8月的日記中寫道：“此時太冷了，我們在住地幾乎凍死。”

二

異常的氣候對近代早期包括德意志在內的歐洲地區的經濟和社會產生巨大影響，概括而言主要有如下方面：

其一，導致農業歉收。在前工業時代，歐洲基本上仍是農業社會，氣候對農業經濟的影響巨大。氣候變化會影響谷物的收獲，進而影響谷物價格的波動。例如，在17世紀20年代，伴隨著“長而寒冷的冬季，遲到的春季，寒冷而潮濕的夏季和秋季”，異常的氣候引發德意志地區谷物歉收，谷價上升，從維爾茨堡蔓延到符騰堡，甚至整個萊茵河谷地區都受到影響。

其二，疾病的傳播。盡管學者們不認為氣候異常和疾病之間有必然的相關性，但是惡劣的氣候與疾病傳播之間確實存在著一定的關聯。惡劣的氣候及由此引發的饑荒，會降低身體的抵抗力，并迫使大量人口向大城市流動，城市人口嚴重過剩，衛生條件急劇下降，大量貧民聚居區的存在，極易造成潛伏的疾病病毒大規模傳播。

其三，人口減少。天氣異常導致的饑荒加上瘟疫和戰爭，使得此時的德意志地區人口減少遠比歐洲其他地區嚴重。三十年戰爭期間，德意志很多地方喪失了2/3的人口，有的地區甚至多達90%。

其四，憂郁癥多發。17世紀英格蘭作家羅伯特·伯頓在《憂郁的解剖》中提到造成憂郁癥的諸多原因，其中就包括烏云遮蔽太陽的無盡日子。太陽的退縮導致了極度的憂郁，并增加了自殺的風險。嚴重的癥狀包括：睡眠障礙、嗜睡癥、飲食失調、情緒劇烈波動等。

三

針對小冰期的寒冷天氣及其所造成的經濟社會問題，德意志國家的應對之道經歷了從傳統方式向理性方式的過渡。傳統方式包括宗教方式和尋找替罪羊。宗教方式指將災害歸咎于神意，并訴諸祈禱、懺悔等宗教方式；尋找替罪羊，在當時主要指的是女巫。惡劣的氣候嚴重打擊了農業經濟，作物歉收，物價飆升，瘟疫流行，農民處境普遍惡化，人們將之歸咎于魔鬼和女巫的邪惡行為，并要求政府干預。例如，16世紀時的德意志新教牧師托馬斯·勞格古斯在其布道辭中將惡劣的天氣、莊稼歉收和傳染病都歸咎于女巫。而當太陽再次普照、一切恢復常態時，許多人認為這要歸功于獵巫。例如，當時的一份編年史有這樣的記錄：“1626年5月27日，霜凍襲擊了班貝格和維爾茨堡所有的葡萄園以及長勢不錯的作物……下層民眾開始請求，他們質問為什么政府還要容忍女巫對作物的破壞。因此，主教—君主開始懲罰這些罪行，獵巫在這一年重新出現。”

另一方面，當時的統治者也試圖找到應對氣候變化或由其引發的經濟社會問題的理性方式。17世紀下半葉，德意志的邦國加強了中央權力，力圖恢復領地內的秩序和經濟，降低各種自然和人為災害帶來的風險。在這些邦國中，比較典型的是勃蘭登堡-普魯士。1640年“大選侯”腓特烈·威廉在掌握政權之后推行中央集權化的政策，具體包括：

第一，加強稅收。大選侯與容克貴族達成妥協，可以向農民和城市居民增加稅收，并在城市中任命稅務委員，以控制城市的行政管理，在農村設立行政公署管理當地的稅務。

第二，改善交通等基礎設施建設。根據大選侯的詔令，連接奧得河與施普雷河的“腓特烈·威廉運河”于1662—1668年間開挖建成。大選侯還建造或改建了道路，到腓特烈大帝時鋪設道路總長為4萬公里。運河和道路的建設，鞏固了勃蘭登堡作為德意志貿易樞紐的地位，同時也擴大了大眾消費品的運輸渠道。此外，大選侯還建立了全邦國的郵政聯系，從而有可能快速了解區域性緊急事件，并從其他地區搜尋資源填補裂縫。廣闊而有序的商業聯系，有助于減緩危機的影響。

第三，推行重商主義政策。大選侯支持紡織業、地毯制造業、制糖業等行業的發展。1685年，路易十四廢除了《南特敕令》；作為回應，大選侯頒布了《波茨坦敕令》，歡迎遭受迫害的法國胡格諾教徒。胡格諾教徒對勃蘭登堡-普魯士的經濟發展作出了很多貢獻，尤其是紡織業受益巨大。

第四，推行改善農業的措施。三十年戰爭之后，勃蘭登堡-普魯士等易北河以東的德意志邦國試圖通過控制農民的方式來解決農業勞動力的問題，出臺旨在增加農民勞役負擔且終結他們遷徙自由的法律：賦予了領主搜捕、追回并懲罰逃亡者的權力。一些學者稱這一過程為“第二次農奴制時期”。此外，還試圖通過擴大耕地來改善農業狀況。

通過這些措施，勃蘭登堡-普魯士到18世紀初已經成為一個官僚體系相對高效、法令較為暢通的邦國，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應對自然災害造成的影響。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739—1740年的嚴冬，這次災害產生的影響比之前類似危機要小。腓特烈二世囤積了大量的糧食以應對饑荒和戰爭的需要。

不過，德意志的情況比較特殊，神圣羅馬帝國的統治權力由約一千多個諸侯分割。在地理分布上，四個邦國統治著人口稀疏的德意志北部和東北部地區（勃蘭登堡、薩克森、波美拉尼亞和梅克倫堡）；人口更多的南部和西部地區則包含大量小的政治實體。這些小的政治實體難以像勃蘭登堡-普魯士那樣建立一套適應近代化國家需要的行政管理體制，也無力推行行之有效的經濟政策，但他們試圖在其領地內加強權威。例如，東南德意志霍恩洛的統治者在17世紀20年代因寒冬導致的饑荒中，通過發放貸款、控制物價以及減免租金和稅收等方式緩解危機。此外，霍恩洛的統治者也會在豐年儲存谷物，以便在災年販賣或發放給村民。三十年戰爭后期，霍恩洛的秩序遭到了極大的破壞。戰后，霍恩洛的伯爵力圖在領地內加強控制、恢復秩序，派官吏核查農民的地產和債務。還有一些人意識到，農業改革是阻止饑荒的重要措施。18世紀，來自霍恩洛的農學家約翰·弗里德里希·邁爾寫作了農業手冊，提出改進化肥、種植土豆、改革土地租用和繼承法律、倡導自由貿易等措施。不過，這些措施在當時并未奏效，因為小的邦國缺乏足夠強大的中央權力去推動這些改革。

需要指出的是，當時人們對災害成因的解釋和應對的傳統方式并未完全消失，仍與理性方式并存。相較而言，當時的德意志無法像同時代具有強大王權的英國和法國那樣采取更為完善和有效的措施，但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自然災害造成的影響。到18世紀70年代，德意志饑荒和疾病的威脅已不如之前嚴重，農業產量提高，人口也穩步增加。此外，普通民眾也試圖通過生活方式的改變以應對寒冷的天氣。例如，在建筑中，玻璃窗的普及有助于節約能源；羽毛床和墊子則能讓人度過寒夜；木地板的保暖性更好。在服裝方面，人們轉而使用更為厚重的布料，“穿戴呆板的超大黑色帽子、盤子大小的白色皺領、寬大的黑色外衣、厚重的靴子和手套”。

《光明日報》（ 2022年07月25日?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