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丹丹（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副教授）

中華文明綿延不絕，農耕文化蘊含的倫理價值與生態智慧對社會的存續與發展具有重要作用。產生于農耕文化的宗族，是整合鄉村社會的基層組織。宗族是以血緣的親疏關系聚集起來的地緣與血緣共同體，它構成了鄉村社會結構的重要基礎。在中國漫長的歷史時期，鄉村共同體的內聚性、穩定性和連續性是中國社會凝聚與穩固的堅實基座，是中華文明綿延不絕的重要根基。

在農業生產中，土地、生產方式、人口規模、組織形式四要素構成反應鏈，成為農耕文明的重要基底。土地的面積、位置、肥沃程度等決定了適宜種植的作物種類和基本的耕作方式。平原地區容易形成大面積田地，適宜種植水稻、小麥等作物。而山地的大量開墾則得益于玉米、馬鈴薯等作物的引入。在生產方式上，是粗放耕作還是精耕細作，是否掌握灌溉技術，尤其是是否修建水利工程，以及套種、輪種、休耕等合理利用土地方式的采用，對于畝產量有著決定性影響。糧食產量無疑決定著人口規模。一定規模的人口以何種方式組織生產，不僅僅影響著具體的生產方式，還奠定了社會結構的基礎。其中最為重要的，是生產方式與組織形式的緊密結合，由此決定了土地的產出和人口的規模。如果生產方式較為粗放，如僅僅使用手工工具，以人體肌肉力量耕種，導致畝產量低，則傾向于大量開墾土地，以擴大耕種面積獲取總產量提升。耕種大面積土地以及修建大型水利工程，需要大量勞動力，為了協調生產，對于人群的組織形式也會提出更高的要求。在一般的情形中，以血緣紐帶將人群組織在一起，無疑是最為自然的方式。于是宗族便理所當然成為農耕時代基層的社會組織，承擔著生產與管理的基本社會職責。由此，宗族往往成為土地的管理者，其對于土地使用的管理權之重要性，有時甚至超過了土地所有權。由于土地是農業生產最為關鍵的生產要素，掌握了土地管理權，實際上也就具備了對于全部生產與生活的支配權。因此，宗族在實質上就成為農耕文化的關鍵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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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耕文化中以土地利用為核心的農業生產方式決定了聚族而居的農業生活形態，農耕文化與宗族結構之間具有密切的相關性，農耕方式決定了宗族的基本結構。林耀華認為，從同一個祖先傳衍下來，共同居住于相同的村落地域空間中的血緣與地緣共同體，構成宗族鄉村。在宗族鄉村中，宗族占據支配性地位，發揮總體性功能。鄉村社會中的民眾以宗族的方式結合，宗族構成鄉土中國基本的集體組織形式，民眾依靠宗族開展日常的生產和生活實踐。以祠堂為核心的宗族組織是宗族鄉村中最基本且最重要的制度安排，在鄉村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發揮著總體性的支配作用。全族人共同供奉的祠堂是宗族的最大特征，宗祠是“宗族中宗教的、社會的、政治的和經濟的中心”。宗祠既是祭祀祖先的神圣空間，也是族人交往的日常公共空間；既是族老政治的舞臺，也是家規族約形成和發揮作用的場所。宗族鄉村中，個人、家庭、房支和宗族構成環環相扣的整體。家庭是最小的單位，家以灶計，積若干家而成戶；戶以住屋計，積若干戶而成支；支以支派計，積若干支而成房；一房之內包含許多大小支派，積若干房則成族。由此，從家到族構成一個具有內在關聯性的整體。中國宗族社會的文化底蘊，正在于以家為紐帶的共同體的內聚、整合與應對變遷。農耕文化所形成的宗族倫理，是鄉土中國的底色。宗族的日常倫理實踐及其具體的運作機制與邏輯，形成了鄉村社會內部較為穩固的規范與結構，塑造了鄉村社會的集體認同與文化圖譜，由此建構起傳統鄉村社會的共同體圖景。

宗族的人倫秩序與道德規范建立起人與人之間的和睦關系。就宗族內部成員而言，宗族建立了具有相同血緣的人與人之間的紐帶，使其不至離散，始終具有一定的向心力和內聚力。宗族的內聚功能，在族約、家訓、祠規等家族文獻中，以尊祖、孝親、敬長、睦族等觀念體現出來。年度的祭祖儀式作為對共同祖先的祭祀，加強了共同的祖先認同與血緣認同，強化了內部團結和內部整合。祠堂提供了家族成員共同實踐宗族倫理的日常空間與神圣空間。編修族譜為家族成員提供了由文字銘刻的共同祖先記憶。作為宗族集體財產的族田主要分為祭田、義田和義學田三種類型，祭田收入主要用于祭祀祖先，置義田“以贍宗族之孤寡貧困者”，義學田則為義學提供經費。就宗族與外部人群而言，宗族為鄉里社會提供地方防衛、興修水利等公共設施，并積極處理鄉里沖突，建立宗族與鄉里之間的秩序。總之，在宗族和家庭內部，在宗族與鄉里社會之間，宗族協調并和睦父子、兄弟、夫妻、鄉鄰的關系，形成守望相助的共同體。

宗族的生計模式建立起人與土地之間的親密關聯。費孝通認為，鄉土中國是從土里長出的文化。農民視土地如生命。土地是人們日常耕作的對象，按照二十四節氣的自然時令，春耕夏長秋收冬藏；土地也是人們的居住之地和安家之基，人與土地之間具有一種親密而深厚的家園情感。人與土地之間存在著與生產方式相適應的適度比例關系。不論是平原還是山地，宗族因地制宜與土地之間建立適宜的生計方式。農業生產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宗族的內聚與整合確保了密集農業勞作得以順利開展，土地、人口、生計模式之間建立起動態的平衡關系。

宗族的組織結構建立起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狀態。自然的關系是人與人關系的擴展，“親親仁民愛物”（孟子），“民胞物與”（張載）。以宗族方式組織人群，進而擴展到自然方面也是親近與和諧的關系。自然環境的破壞，會影響土地的利用和再生，會給人類社會帶來毀滅性的災難。鄉村社會中，山水林田和聚落一體的景觀格局，體現了人們對自然的尊重與合理利用，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動圖景。

許烺光指出，中國人最重要的集團是家族。家在中國文化中，具有重要的樞紐性地位，也發揮著重要的根基性作用。家庭是社會的細胞，社會的整合要以家的整合為基礎，社會治理與國家治理的基點是家。從家延伸至鄰里和社區，以家為起點的人倫秩序與道德規范可以在更大范圍的人群中發揮作用，從而在社會共同體的建設中發揮作用。農耕文化中鄉村社會以宗族為核心的共同體，為當代中國的共同體建設提供了可供借鑒與合理利用的資源。農耕文化為當代的共同體建設提供了倫理根基與精神支撐。

中國社會已從農耕文明轉型為工業文明，與此同時，中國社會還存在從宗族變為家庭這一“家”的轉型問題，這也是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結構轉型的一個中軸。在現代社會中，需要重建生產與生活的組織。農耕時代，宗族是生產生活合一的組織。近代以來，工業社會與城市化轉型后，生產生活相分離，生產組織極其龐大，導致生活組織萎縮。現代社會的很多問題都因生活組織的極度萎縮而產生。

社會秩序的重構建基于人與人關系的調整與再整合。中國近代以來的社會轉型，其關鍵就是宗族解體，分解為以親子關系為主體的核心家庭。在這種社會結構中，傳統社會與傳統道德的整體性被打破，費孝通的差序格局中家國天下的擴展之途被斬斷。當我們大力弘揚傳統文化，希望重振傳統倫理時，卻發現核心家庭之上缺乏足夠的人倫層次，無法承載傳統倫理之厚重。傳統倫理在現代社會失去了承載者，也就無法真正回到現代社會。即以孝道而言，在失去了宗族互助之后，一對夫妻既要朝九晚五地投身于繁忙的工作，還要撫養子女，面對四位老人的養老，實在力不從心。因此，可探索“擬宗族”的方式，以社區代宗族。目前城市中的商品房社區，農村集體所有的土地，正可對應于明清宗族的同居共財。社區中的全體業主、村里的全體村民，事實上可以此為基礎結成一利益共同體，我們可稱之為“擬宗族”。將這一利益共同體建成基層互助組織，同時汲取傳統宗族豐富的倫理層次，使傳統倫理能夠解決現代社會所面臨的問題，讓傳統倫理真正回到現代社會。“擬宗族”可整合社區民眾，使之成為糅合傳統倫理與現代社會以形成面向未來的新道德的載體。建立人與人之間友好互動的關系，編織人與社區之間有機互聯的網絡，建設新時代的基層社會共同體。

《光明日報》（ 2022年12月03日?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