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學習成績好的人，心理健康狀況可能并不理想？為什么會有“高分低能”現象存在？

這其中，非智力因素比如品格、情商等，或許和社會與情感能力有關。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曾經，我們重點強調“認知”能力；今天，我們對于“情感”因素的認識剛剛開始——

什么是社會與情感能力？在中國教育三十人論壇第九屆年會上，經合組織（OECD）教育與技能司創新和測量發展部主任蒂亞·盧科拉介紹，OECD對于社會與情感能力的研究，基于“大五人格”框架而展開，包括任務能力（責任感、毅力和自控力）、情緒調節（抗壓力、樂觀和情緒控制力）、協作能力（共情、合作和信任）、開放能力（包容度、好奇心和創造力）以及交往能力（樂群、果敢和活力）。

當今，人們越來越認識到，單純的知識學習是遠遠不夠的，社會與情感能力是影響人的幸福和成功的關鍵。在教育中提升學生的社會與情感能力，實現對學生社會性的構建，形成健康的身體、健全的心智和積極情感，有利于學生的教育福祉和心理健康。

如何促進學生社會與情感能力發展的家校共育、滲透融合，使社會與情感能力得到培育與提升？值得人們思考。

1月2日，在河北省邯鄲市邯鄲書城，小朋友在家長的陪伴下閱讀圖書。郝群英攝/光明圖片

轉向：從認知能力轉向情感能力的拓展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教育2030年行動綱要清晰地闡述，既需要關注認知能力的培養，也需要關注社會情緒能力。因為社會情緒能力能保證在不斷變化的時代中，悅納自己，跟他人和諧相處，跟世界和解，不斷獲得幸福的能力。”北京師范大學中國基礎教育質量監測協同創新中心學術委員會主任、北京師范大學心理健康與教育研究所所長邊玉芳介紹，“2021年9月7日，OECD向全球公布了一份重要的研究報告，揭曉社會情緒能力研究項目首輪測評結果。從世界范圍看，我們都要充分認識到，對兒童青少年的培養要從認知能力的關注轉向社會情緒能力的關注。”

“社會與情感能力的凸顯，意味著教育領域一場具有顛覆性的變革正在到來。”國家教育咨詢委員會委員楊東平談到，以往，我們并未將學生的幸福感作為教育改善的目標。今天需要發展人的社會與情感能力，增進學生幸福感，超越培養“考試機器”的價值。

楊東平表示，我們正在面臨的挑戰，不僅來自智能機器人，也來自心智健全的人。我們需要關注后普及時代后疫情環境下全面教育的訴求，教育現代化要超越對考試、分數、排名的無止境追求，回到學習的本意：啟迪思維、激發智慧、增長教育福祉。

江西上饒弋陽縣中小學開設非遺社團課，讓傳統文化在校園里“活”起來。徐曉陽攝/光明圖片

困境：教育的情感轉向須明確“轉什么”“怎么轉”

社會與情感能力和學生的學業成功、生活福祉密切相關。好的師生關系也與更高的社會與情感能力密不可分。蒂亞·盧科拉分享了一項調查結果：社會經濟條件越好的學生自我評價越高，有創造力和好奇心的學生在其他的社會與情感能力上也更強。

“毫無疑問，既然教育是影響人的身心、智力各方面發展的社會實踐活動，當然也包括人的情感活動、人的情感價值。”中國陶行知研究會副會長王旭明表示，教育的情感性是個不爭的話題，但在其發展過程中，的確面臨太多的困境。

比如，如何評價和衡量一所學校的情感管理？相比用大樓、操場、校園面積衡量一所學校，要難得多。遺憾的是，不少教育管理者望難卻步。

比如，以互聯網、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技術為代表的新技術學校，其教學內容、教育方法都產生了非常深刻的變化。如果人工智能對我們長期以來難以撼動的灌輸式、死記硬背的培養方法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改變作用，毫無疑問是進步的。但必須思考另一個問題：在諸多技術助力下的學習模式，尤其是課程化、程式化的傳播模式，偏重知識傳輸的單向性和內容的標準化，是在促進“教育的人情味”，豐富人情味，還是在削弱“人情味”？

“教育的情感轉向是個好的命題，必須明確轉什么向和怎么轉向。強調教育的情感轉向，應該是在技術突破的前提下，在轉向中堅守，在堅守中轉向。”王旭明認為，教育情感轉向的前提，一定是技術條件的成熟，能夠從技術上為教育情感性帶來保障，為個性化學習提供技術支撐。王旭明特別強調，教育信息化不等于教育現代化，教育現代化的內涵比教育信息化豐富得多。

“情感轉向不能脫離生活的情感，教育不能去訓練孩子的虛情假意，因為真正的情感教育只有在真實的社會生活中才是可能的。”南京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教授、教育理論與政策研究院院長項賢明說。

在江西省廬山市圖書館的愛心圖書車上，小朋友們挑選自己喜愛的讀物。韓俊烜攝/光明圖片

提升：家校共同提供參與性的學習和生活環境

學校是學生學習的主要場所，也是培養社會與情感能力的主要場所之一。學校如何開展社會與情感教育，怎樣為孩子創建一個安全、快樂、包容并具有參與性的學習和生活環境？

“上課之前，小學生有5分鐘的靜觀、靜坐，讓小學生認識自己的情緒。”

“一所學校在校園的周圍畫了一個直徑1.5公里的圓圈，這個范圍內都是學生的服務對象。”

香港大學原副校長程介明介紹了疫情之下香港出現的情意學習情境。這有怎樣的啟示？程介明認為，學習超越了學校范圍，進入了實際的生活，有很多社會參與。在這一過程中，經歷很重要，要不斷嘗試，不怕失敗，允許失敗。重在過程，成果不是馬上能測評出來的。思想教育也是情意學習的范疇，怎樣更好地開展？這需要我們去解決。

在近幾年的PISA測試中，有一些數據被我們忽略。楊東平認為，比如中國學生的學校歸屬感，現在排名位于最末的幾名當中。學校歸屬感，是對學生生存狀態的整體性評價，屬于教育滿意度的指標。如果學生熱愛學校，熱愛老師，熱愛學習，必然會反映到學生的學業成就上，他的學校歸屬感和學業成就，應該是正相關的。

如何培養孩子積極地認識自我，建立與他人的關系？如何促進學生心理健康成長？這不單是學校該關注的，家庭也是重要的一環。

“我們可以認為一個人一生都在進行社會情緒能力的學習。人的一生發展有很多因素會影響到社會情緒能力，其中家庭和學校共育，不斷發生交互，對人的情緒能力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有其他教育所不能取代的作用。”邊玉芳認為。

什么樣的家庭溝通有助于社會情緒學習？邊玉芳表示，一般來說，我們希望是這樣的情境：要覺知孩子的情緒，理解情緒；允許孩子表達情緒，表達自己的觀點。

邊玉芳談到，在兒童社會情緒的影響因素中，有三個關鍵詞：教養、互動和環境。父母教養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什么是父母教養？是指父母教育孩子過程中，表現出的相對穩定和一致的教養觀念、態度和行為。比如教育孩子的社會化目標，是父母養育孩子過程中，希望孩子形成的優良品質。游戲對兒童社會情緒能力的習得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角色扮演就很有價值，也就是俗稱的過家家。在現實的真實情境中，去學習情緒和人際交往的能力同樣重要。在很多情境中，父母的榜樣示范對孩子社會情緒能力的習得都很重要。

在疫情之后，兒童青少年的成長環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不僅僅是兒童青少年，我們也會發現生活在發生變化。在中國的家庭教育理念下，我們以往比較關注認知能力的發展，不太重視非認知能力的發展，而后者對當代兒童青少年非常重要。”邊玉芳認為。（光明日報記者?靳曉燕）

鏈接

●20世紀以來，社會與情感能力已逐漸成為教育領域的熱點，各國教育學家、心理學家等致力于通過研究社會與情感能力的內涵和結構來揭示相應的形成機制。越來越多的研究發現，兒童及青少年的社會與情感能力與其學業成就、師生交往等有著正相關的緊密聯系。因此，社會與情感能力在全球范圍內受到社會各界廣泛關注，提高兒童及青少年的社會與情感能力，已然成為21世紀教育改革的方向。

特別是在人工智能快速發展的近幾年，社會與情感能力的培育價值進一步凸顯，英國、美國、澳大利亞等國家已將社會與情感能力的習得納入主體課程體系，社會與情感能力教育被作為國家層面的戰略政策被討論、推行和實施，繼而，相應的測評實踐成為教育評價的研究熱點。

●2017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在世界范圍內啟動了青少年社會與情感能力研究（Studyon?Socialand?Emotional?Skills，簡稱SSES）的國際大規模測評，共有9個國家的10個城市參與。2018年，華東師范大學正式加入該項目，作為OECD社會與情感能力測評項目唯一的中方代表，積極推進社會與情感能力測評項目在中國的實施。

●根據大五人格的五個維度，OECD確定了社會與情感能力的評估指標，共有五個維度：任務能力、情緒調節、開放能力、協作能力和交往能力。通過對學生、家長和教師的調查，相互印證來測評學生的社會與情感能力發展水平，進而分析社會與情感能力發展的家庭、學校、社區等影響因素以及社會與情感能力對教育、健康或幸福等生活結果的預測作用。

有別于以前的認知能力，硬技能可以用智力測驗或標準化測驗進行考核，用分數表達出來，而軟技能的評估則復雜得多，很難用量化的方法進行測量，而且評估可能面臨著三種偏見風險：一是社會期待偏差，即學生提供他們認為更能被社會接受的答案；二是參考偏差，即學生回答問題時將自己與參照群體進行比較；三是反應風格偏差，即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提供不同的答案反應模式。

《光明日報》（ 2023年01月17日?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