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奮斗者?正青春·一線故事】

光明日報記者 韓寒

走進國家圖書館古籍修復工作室，時光仿佛慢了下來。一卷已修復完成的敦煌遺書靜置在工作臺上，熟黃色的卷軸里，千年歲月徐徐流淌。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拍照、制定修復方案、拆揭書葉、選配加工補紙、調制漿糊、修補書葉、壓平書葉、復原裝幀……工作室里，這些工序周而復始地上演。不一樣的是，一件件來自不同年代、裝幀樣式各異的古籍，經過修復師的各類修繕，重獲新生。

胡泊正在修復古籍。受訪者供圖

“我是2008年從中國地質大學應用化學專業畢業，來館里工作的，從事古籍修復工作14年了。”國家圖書館古籍館文獻修復組組長胡泊告訴記者。

歷史學、文物修復、化學、材料學、美術等專業的知識與技能，在古籍修復行當都用得上。

胡泊還記得，當學生那會兒，他曾聽過國圖古籍修復師在北京大學開設的公開講座，朦朦朧朧地對這個行業產生了向往。

然而，聽起來令人神思縹緲、縱橫古今，干起來卻需要一板一眼、踏踏實實。

胡泊的職業生涯是從練習打漿糊、齊欄、托紙等基本功開始的。剛開始工作時，三位老專家和他共處一個辦公室，手把手教他每一道古籍修復的基本工序。“連調漿糊摻入的水，添加什么、不添加什么，都有仔細的講究。”胡泊回憶。他還赴北京故宮博物院，學習古畫修復技巧。

從練好基本功到獨立負責小型古籍修復，再到主持大型項目、負責整個工作組的工作，胡泊經歷了14年的磨礪。常年不變的，是他對古籍修復事業的敬畏之心。

“古籍的保護與傳播，事關中華文脈的傳承。這個行業，看起來做的是一些‘縫縫補補’的工作，但實質上是為中華文脈‘續命’的事業。”胡泊神色嚴肅。

敦煌遺書，年代跨越4至11世紀，是研究相關朝代歷史和文化的珍貴資料，修復前大多殘破不全，修復后已能滿足長期保存和古籍數字化的要求；西夏文獻，存世稀少，2015年入館的一批粘連嚴重，經4年多努力，80余件被修復，隨著書葉的打開，一扇新的學術之門漸次打開；《永樂大典》，中國古代規模最大的類書，成書于明朝永樂六年，2022年1月針對該書“湖”字冊古籍的修復工作正式啟動……工作14年，胡泊參與或主持修復的國寶級文物已近300件。

工作多年，胡泊初心不改，仍會為破解一個具體的技術難題感到興奮。最近，讓他感到高興的，是組里的青年修復師們，摸清了“庫瓷青紙”的染制工藝。

“瓷青紙是明清時專門為宮廷里特制的一種染色加工紙張，主要用于抄寫佛經，后來也被用來做書的封皮。它是紫青色，會泛出一種紅光，制造工藝已經失傳多年，國內剩下的紙基本收藏在國圖。過去我們認為它是刷染，后來經過考證，發現它其實是浸染出來的。我們照著相關程序，終于造出了和古籍原件效果一樣的紙張。”胡泊介紹。

作為小組負責人，胡泊時常要敲定古籍的最終修復方案。有時候，也要憑多年經驗作出判斷。

“比如修復敦煌遺書時，需要為原件抄造并加工修補用紙，這個過程需要掌握敦煌原件用紙的纖維和染色材料的成分。做初期檢測時，怎么測也測不出有填料的成分。但是，不添加填料肯定不能呈現和原件一樣的效果。最終我們決定，還是添加填料。后期，通過改變檢測方法，證明了我們的判斷是正確的。通過添加填料，我們制作出了與原件更為匹配的補紙。”胡泊說。

由于全面掌握了常見中國傳統類型古籍、字畫的修復技法，并帶領團隊進行創新，解決了很多困擾行業的問題，國家圖書館常會收到國外同行的咨詢。“比如《永樂大典》的修復方式，就有美國國會圖書館通過我國外交部來問詢。”胡泊說。

身處國家圖書館“國家級古籍修復中心”這樣一個平臺，胡泊時常思考的，不僅是一個工作室的發展問題，還有行業的使命與未來。

“縱使每年的修復數量已經比以前有了大幅提高，但國圖22位修復師一年修復的古籍總數量，目前也只能達到2000余冊件。相比我國3000萬冊件古籍三分之一待修復的存量，我們的力量還太小。”胡泊說。

近年來，國家圖書館將目光投注在新科技領域，希望有一天能運用新的技術為古籍修復提速。

在完成本職工作之余，胡泊還致力于古籍修復人才的培養。2019年，他獲聘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文博專業碩士研究生導師，2021年，他被國家古籍保護中心聘用為國家級古籍修復技藝傳習導師。

其實，這位傳習導師，也是一位80后的年輕人。

由于媒體等多方關注，古籍修復行業像一塊被重新發掘的古玉般綻放出異樣光彩。然而，胡泊心里很清楚，這是一個需要經年累月坐冷板凳的清寂行業。

“進入這個行業，首先就要有心理準備，這不是一個能成名獲利的行業。一個年輕人，一定是出于對古籍修復事業的熱愛和執著，才能干得長久。唯有篤行不怠，才會不負時代。”胡泊說。

《光明日報》（ 2023年02月01日?0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