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金浩（深圳大學人文學院教授、院長）

五千年悠久燦爛的文明史，造紙術、印刷術的發明，重史崇文的文化傳統，讓我國的古籍雖歷劫無數而仍汗牛充棟。保護好整理好這些古籍，讓更多的年輕人樂于了解、閱讀古籍，對我們了解、傳承、推介本民族的優秀文化，增強文化自信都極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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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經名物圖解

相信大家也都感覺得到，現在的大學生，即使文史哲系的本科生，閱讀古籍的能力，總體上大概不如古代秀才，能一口氣準確說出十個古籍書名來的，恐亦不多。筆者所在大學的圖書館古籍庫，閱讀條件非常好，室內香氣氤氳，但常很冷清。究其原因，最核心的一點，還是古籍讓大學生望而生畏。如何扭轉這種局面，讓大學生不再有畏難心理，筆者覺得以下方法值得嘗試。

一、國家拍攝介紹古籍的專題片，可有簡有繁，簡版讓每一位大學生都用幾十分鐘看一遍。詳版可拍十幾集甚至更多，介紹古籍的方方面面，像慕課一樣供學生選修。中國現存古籍的總體面貌是什么樣子，許多專門從事文史研究的業內人士都未必說得好，各校能講授古籍知識的師資力量也參差不齊。而國家有能力組織頂級專家，匯聚這方面的信息、知識于一部專題片，這可以幫助觀眾在短時間內了解中國古籍的基本面貌，了解有關古籍的重要的知識，打破對古籍的神秘感、距離感、因陌生而產生的畏懼感。

二、出版社、書店到大學辦古籍展。雖然大學圖書館有的是古籍，但因為它們被常年放在那里，學生反而無感。而如果到大學辦一些經過周密策劃的古籍展，則會造成短時間的知識涌動和購買沖動。比如辦一些點面結合的書展，既有各種重要典籍的展示，也有若干合于當下熱點的專題。社會上有“蘇東坡熱”，就把所有與東坡有關的書都聚集展出；有“王陽明熱”，就把有關王陽明的書聚集展出。舊體詩詞創作熱，那就設詩詞創作欣賞專題，如能配以相關講座則更好。如此辦展，既可以數天時間大大增加學生對古籍出版物的了解，也可提高銷售量。

三、舉辦出版社、整理人、印刷廠三聯知識講座。一部古籍，怎么由線裝書變成一部帶標點、注釋的排印本？從選題策劃的目標、依據，到版本選擇與獲得，到整理注釋的甘苦，到審稿容易遇到的問題，到排版印刷的各種技術，其間要經過哪些學術關，技術關？這是大學生甚至沒有從事過這方面工作的教師都不太清楚的。如果經常讓這方面的內行人到高校學生中進行宣講，必然可以增強大學生對此領域的認識，從而使他們不僅懂得古籍整理的基礎知識，還可能產生做這項工作的興趣。梁啟超先生在《治國學雜話》中說：“中國書沒有整理過，十分難讀，這是人人公認的，但會做學問的人覺得趣味就在這一點。吃現成飯，是最沒有意思的事，是最沒有出息的人才喜歡的。一種問題，被別人做完了四平八正的編成教科書樣子給我讀，讀去自然是毫不費力，但從這不費力上頭結果，便令我的心思不細致不刻入。”（《讀書指南》附錄）現在相當一部分大學生，連繁體字都害怕，哪里還會有梁啟超先生所說的勇氣和愿望？通過做一些這樣的知識講座，再做一些相應的閱讀和訓練，或許可以讓大學生不再懼怕古籍，從而也有膽量接觸更原始的古籍。

四、大學文史哲系應盡量開設文獻學、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等課程，讓學生了解古籍的源流、部類、數量、目錄、版本情況，知道有哪些叢書、類書、工具書，要研究問題時，應該循什么方向找文獻資料，了解校勘、輯佚、考釋等方面的一些基礎知識。這些基礎性知識非常重要，古代近代治學者都十分重視。現在的大學教學中，這方面非常欠缺，許多碩士生在寫學習計劃時，都無法為自己列一個未加甄選的書單，原因就在于他連基本的找書方法都不了解。另外特別值得提出來的是，當下電子文獻非常豐富，但分別為各種機構、個人擁有。目前國家已有條件、也有必要把各種公私電子文獻匯合起來，做成一個宏大的次序井然的電子古籍庫，或至少提供一個詳細的目錄，注明所有者。這樣可以極大方便學生以較少的時間，獲得對古籍更多的了解，也會極大方便學者的學習與研究。

五、大學應盡量開設原典閱讀課，注釋訓練課，舉辦原典讀書會。梁啟超先生在其《最低限度之必讀書目》中說：“今再為擬一真正之最低限度如下：《四書》《易經》《書經》《詩經》《禮記》《左傳》《老子》《墨子》《莊子》《荀子》《韓非子》《戰國策》《史記》《漢書》《后漢書》《三國志》《資治通鑒》（或《通鑒紀事本末》）宋元明史紀事本末、《楚辭》《文選》《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韓昌黎集》《柳河東集》《白香山集》，其他詞曲集，隨所好選讀數種。以上各書，無論學礦，學工程學……皆須一讀。若并此未讀，真不能認為中國學人矣。”（《讀書指南》附錄）梁啟超先生這段話，足令我們今天治文史哲者汗顏。因為以現在的教學體制與方法，即使到評上教授時，也沒多少人把這些書都讀完了。現在的教學，從小學到大學，都是讀選出來的作品，都是將咀嚼好的喂給學生，考試的時候還須以教材或老師給出的“標準答案”回答，學生對原典的了解都非常匱乏，閱讀古籍的能力，從未得到來自學校的完整培養，對原典，既沒有時間讀，也沒有能力讀。上海的《青年報》2012年2月24日有篇題為《三成大學生“四大名著”一本也未完整看過》的調查報告說：“‘四大名著’全部通讀過的只有22.7%，而29.0%的受訪者表示，一本都沒有完整地看過。”讀過這幾本最重要的小說的大學生之比例都這么低，更別說梁啟超先生所列的那些書了。這種情況，近十年也只有在少量大學里有所好轉。所以大學非常有必要開設幾門原典閱讀課，通過原典閱讀，使學生的閱讀能力獲得突破。姜亮夫先生曾說治學要先“做一樁”（先精通一塊地方，此或源自荀子的“好一則博”）。精讀若干原典，就是做一樁的起始方式。課堂時間有限，也可以通過建立讀書會的方式，讓熟悉某經典的老師帶若干學生讀某一部或某幾部古籍原典。如果能安排學生學習古籍注釋，那一定收獲更大。錢仲聯先生曾說，注一本書，對提高閱讀研究古籍的水平、學習前人的創作方法大有幫助。他24歲（虛歲）時開始做《人境廬詩草箋注》，28歲時此書就出版了。“稱得上是我學術活動中第一個里程碑，并使我在學術界成名的，是同年（1936）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人境廬詩草箋注》”（《錢仲聯學述》）。現在的學生，因為中小學要學的東西太多了，二十多歲時自然無法達到錢先生這樣的水平，但拿少量的作品對文史哲類的學生做一些訓練，相信也會明顯提高學生對古籍的認知。

六、大學可在有導讀的基礎上，多舉辦古籍知識競賽。這兩年詩詞大會在全國反響熱烈，有力地推動了詩詞在群眾中的普及，提升了年輕人的讀詩熱情。加強大學生對古籍的認知，也可以借鑒此類方法。國家可組織專家編寫若干種古籍知識方面的書籍，然后讓大學生以此為依據學習，再組織各種比賽，學校可以舉辦，媒體包括央視也可以舉辦，可以是綜合的，也可以是分門別類的。經過數年的努力，必然會使全社會對古籍的了解有大幅度的提升，也使人們更加懂得如何閱讀古籍。

《光明日報》（ 2023年03月18日?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