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醫者講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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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報記者趙嘉偉、禹愛華采訪整理

談起自己的從醫經歷、與患者的“生死之交”，賀志軍教授幾經啜泣。作為一名器官移植領域專家，多年來，他創新手術、治療方法，把我國多項器官移植技術推向國際先進水平。在他看來，醫學技術向前發展的每一步，都能給患者帶來生的希望，活的尊嚴。

——訪談人趙嘉偉

賀志軍湘雅醫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2003年回國工作以來，在湘雅二醫院建立了肝移植、小腸移植、胰腎聯合移植、肝胰聯合移植、肝腎聯合移植、親體肝移植及腹部多器官聯合移植從供體器官切取、器官修整、病患器官切除到供體器官植入等外科手術技術流程，及其術前術后處理規范，攻克了一系列代表普外科技術頂峰的技術難關。?

12年前，我在湘雅二醫院進行了亞洲第二例人體全腹腔多器官聯合移植手術。當時，患者門靜脈系統廣泛血栓形成，腹腔多器官聯合移植是可能挽救該患者的唯一治療方法。我清楚地記得，在跨年夜這天，我們獲得了合適的供體器官，在對患者腹內整體器官進行細致分離、切除后，為他移植了肝、胰、脾、胃、十二指腸、小腸、結腸、闌尾等器官，手術歷時13個小時。當患者移植器官迅速恢復紅潤，功能恢復平順時，我長舒了一口氣，如釋重負。

器官移植被稱為21世紀的“醫學之巔”，全腹腔器官移植由于涉及臟器眾多，對供體整體腹內器官的切取及修整過程尤為復雜，眾多器官移植后還可能產生更加復雜的并發癥和排異反應。從動物實驗、臨床實驗到臨床，從單個器官移植到兩個器官移植、多器官聯合移植，技術的每一步向前都異常艱難。

剛開始，我是一名外科住院醫師。外科醫生是“救火隊”，來了突發病人，半夜隨時都要起來做手術。慢慢地，我養成了和衣而睡的習慣，一旦有個風吹草動，立馬就能起來工作。做手術的時候很辛苦，手術臺上全神貫注一站就是幾個小時乃至十幾個小時，經常眼睛累得酸疼，手腳發麻，但是看著病人順利離開手術室，身體的勞累很快一掃而空。

后來，我出國學習了外科和腹部器官移植技術，于2003年返回中南大學湘雅二醫院，在器官移植中心工作。彼時，中國在器官移植領域的研究方興未艾，醫院不遺余力地支持我們進行器官移植醫學研究，我們順利完成兩例肝移植手術后，當時的副院長周勝華對我們說：不要顧慮經濟成本，要快速突破器官移植的技術難關。在醫院的大力支持下，我們接連成功完成了胰腎聯合移植、肝腎聯合移植、肝胰聯合移植、小腸移植、幼兒親體肝移植……直到全腹腔多器官聯合移植。

治病救人，是醫生刻在骨子里的善行追求。那個時候，我正值壯年，不滿足于現有的醫療技術，想要解決最尖端、最疑難的醫學問題。醫院也鼓勵我們，要勇往直前，不斷攻克臨床技術極限，為危重病人帶來生的希望。

肝移植患者多為終末期肝病不能為內科治療所緩解的病人，多數術前情況較差，常伴有嚴重的凝血機制障礙、出血傾向、門脈高壓、腹水等，門脈高壓常造成手術中大出血，出血量多則可達一兩萬毫升，嚴重危及患者生命。

臨床的問題就是我們研究和突破的方向。有一個形象的比喻：肝硬化相當于洞庭湖淤堵，門脈高壓相當于湘江漲水，出血相當于決堤。下游淤堵導致湘江及其支流水位高抬，類似門脈高壓患者的內臟靜脈充血擴張。此時進行手術，出血極難控制。為減少該類患者的手術出血風險，我們在世界上首次采用肝移植術前脾動脈主干栓塞的方法來降低門脈血壓，因為門靜脈血流量的60%來源于脾動脈，脾動脈的栓塞相當于堵住了湘江的一條大支流，水位下降，決堤風險自然化解。我們這一方法的應用，有效地化解了肝硬化門脈高壓患者的肝移植手術出血風險；同時，我們還發現，這一方法不僅能有效降低門脈血壓，還能增加肝動脈供血，改善患者的肝功能狀態，部分患者的肝移植手術可明顯后延。

在發現這一技術的治療優勢后，我們將其與胃底食道靜脈套扎技術相結合，創立了肝硬化門脈高壓癥的序貫治療方案，相當于用降低湘江水位和補堤的方法來應對湘江可能的決堤，大大降低了該類患者再發消化道大出血的風險。

2012年，我們把計算機三維數字模擬技術應用于復雜腹膜后腫瘤的術前手術規劃，將該技術與腹主動脈高位腔內阻斷技術和自體器官移植技術相結合，為腹膜后富血供巨大腫瘤的術中出血難以控制及周邊器官難以保留等世界性難題找到了有效的手術解決方案。最近，我們又成功地突破了胰島細胞和腎聯合移植的臨床技術難關，為糖尿病腎衰的患者帶來了較為安全的治療方案。

在學習工作中，老一輩湘雅人“求真求確、必邃必專”的態度令我敬佩。面對知識、技術的極限，他們拿出百分之百的努力為患者爭取最好的結果，這成為我不斷攀登技術高峰的動力。需要進行器官移植的患者，大多站在生與死的邊緣，很多人在絕望中追尋著生的希望，每個個體的背后都關系著整個家庭的幸福。面對每一名患者，我都誠惶誠恐，盡心而為。醫學雖不能免除人們所有病痛，但醫療技術的每一次進步，都會給病人帶來生的希望。

患者選擇一名醫生，交付的是信任，醫生回應患者的是責任和擔當。供體器官在體外存活時間有限，我們經常需要爭分奪秒。記得有一次我們取得供體器官趕往醫院做手術的路上，碰到暴雨山洪，車子過不去，便把衣褲脫下，把裝器官的箱子頂在頭上，蹚過激流翻過鐵路，攔了輛“摩的”到火車站，及時趕回了醫院。連同器官一起植入的，不僅有生命的希望，更有醫生沉甸甸的責任。

高中時，我曾因重病危及生命，前輩張毅教授的精心救治使我轉危為安。從那一刻起，我篤定學醫。工作中的場景，常讓我想起曾躺在病床上的自己。如今，我的孩子也學了醫。希望他在救治病患的過程中，也能感悟生命的價值和意義。

《光明日報》（2023年07月08日?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