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樂啟良：每個國家都有各自的標志性建筑，如中國的長城、法國的埃菲爾鐵塔、希臘的雅典神廟、意大利的羅馬斗獸場、埃及的金字塔等。本國人引以為豪，將它們視為民族的符號；外國人看見它們，會自然地聯想到其所屬的國家。然而，這些建筑成為各自國家的象征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因素共同作用、長期發酵的產物。具體而言，撇開其獨特的構造與恢宏的氣派，它們之所以能夠成為各自民族的象征，不外乎具備三個重要的特征：

首先是權力博弈的對象。政權的更迭通常會伴隨著對標志性建筑的利用，執政者將之視為自己的權力符號。其次是國家歷史的見證。在標志性建筑舉辦重要的政治、經濟、文化活動，見證國家的興衰榮辱和人民的喜怒哀樂。最后是公民教育的空間。除了擁有悠久的歷史和豐富的象征意涵外，多數標志性建筑還在當下繼續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它們被改造成博物館，陳列歷史文物，展覽國家寶藏，分享世界瑰寶，舉辦展覽、研討會、音樂會，接待外國政要與游客。是故，它們成了各個國家進行歷史教育、藝術教育、公民教育和國際主義教育不可多得的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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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這些標志性建筑成為連通過去、當下與未來的國家遺產，變成了皮埃爾·諾拉筆下的“記憶之場”。它們不僅僅屬于各自的民族，也屬于世界。自從哥倫布開辟新航路以來，世界各國的經濟聯系日益緊密，政治交往愈加密切，文化交流也更為深入。于是，越來越多的人不再拘泥于本民族的一孔之見，以包容、理解和開放的心態擁抱世界其他民族及其創造的政治法律、社會制度、思想觀念以及建筑藝術等。也正因為如此，全世界的人都為阿富汗巴米揚大佛的炸毀而痛心疾首，為巴黎圣母院鐘樓的火災而扼腕嘆息。

三位青年學者詳細闡述了英國、法國和意大利的一些標志性建筑所承載的歷史內涵及其發揮的現實功用，并深刻揭示了這些國家在如何利用標志性建筑構建自身民族認同的問題上所表現出來的共性與差別。他們的精彩分析也表明，運用比較的方法，采納跨學科的方法，將各國標志性建筑置于民族國家建構的視野下考察，是一個有待深入發掘且能結出豐碩成果的重要課題。

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世界史系教授劉耀春：三位青年學者圍繞標志性建筑進行的對談，反映了當今史學研究的一個顯著特征：史學研究的多樣性和跨學科特性。這種多樣性首先體現在研究對象的擴展，史學研究的對象不再局限于過去的政治、軍事、外交等傳統領域，選題更加包羅萬象。其次是跨學科研究的興起。在這方面，我們耳熟能詳的法國年鑒學派樹立了很好的榜樣，例如年鑒學派史家喬治·杜比從社會史的角度重寫了中世紀的藝術史，完成了《中世紀的藝術》和《大教堂的年代》，他還主編過一套《歐洲藝術史》。可見，社會史的興起，使得史學家能夠強有力地介入原本屬于其他學科的領地，并取得不俗的成績。同樣，史學家可以從社會史的視角研究建筑史，推動建筑史從傳統的風格史轉向更寬泛的建筑社會史。

要理解標志性建筑，就不能只局限于考察它們在審美和材質上的獨特性，更重要的是發掘它們所蘊含的特定時代的政治、社會、文化等信息，此類發掘和解讀恰恰是歷史學家的專長。我們不妨做一個簡單的歷時性考察。

意大利的古羅馬斗獸場、萬神廟和凱旋門是羅馬帝國的象征；法國的圣米歇爾修道院和巴黎圣母院是中世紀宗教虔誠的見證。中世紀盛期意大利城市建造的標志性建筑——主教座堂和市政廳——是這一時期自治城市的政治自信、財富和審美品位的象征。

在近代早期（16—18世紀）的歐洲大陸出現了中央集權和官僚制的絕對主義國家，在這些國家里，權力日漸膨脹的國王修建了宣示絕對王權的標志性建筑：王宮。此類建筑最著名的莫過于西班牙的埃斯科里亞爾宮和法國路易十四時期修建的凡爾賽宮，后者成為歐洲各國君王們嫉妒和效仿的對象。

在19世紀和20世紀前半期，各個國家展開修建標志性建筑的競賽，背后的主要動機是帝國主義的野心和民族主義的影響。英國人修建的哥特式的議會大廈，向世人宣示了英國人對大英帝國議會制度的驕傲；法國人借舉辦世界博覽會的機會修建了埃菲爾鐵塔，它成為法國人在工業革命時代技術力量的象征；完成政治統一之后的意大利在羅馬的卡皮托爾山上修建了“祖國圣壇”，它昭示了一個新國家的誕生和企圖重現古羅馬帝國榮光的野心。

由此可見，不同時期的標志性建筑就是一個民族、國家或地區歷史發展的重要風向標。史學家陳寅恪曾說過，凡解釋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套用其話語，可以說，研究一座標志性建筑就是研究其所在地的整體史，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等的綜合史。

《光明日報》（ 2022年09月05日?14版）